【推荐】文化的故事大全6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6篇关于文化的故事,供各位参考，希望您能喜欢。

【推荐】文化的故事大全（1）：

老外眼中的中国文化

　　这几年，中国一天强过一天，对外国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很多外国人都选择来中国旅游甚至在中国工作。

　　詹姆斯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地道的美国加州小伙子，深深的喜欢上了中国的文化，于是毕业后就来到了中国。现在，他在中国的一家公司上班，和许许多多的中国朋友生活工作在一起，很是惬意。

　　有一次，朋友小王过生日，邀请大家出去吃饭。

　　饭桌上，有位朋友问詹姆斯：嗨，詹姆斯，来中国这么长时间了，都有什么吸引着你啊？

　　詹姆斯不假思索的说：很多很多，中国有万里长城，有帝国皇帝的宫殿，有好吃的中餐，还有很多漂亮的姑娘。

　　看着他滑稽的表情还有那生硬的中文，朋友们乐得要笑。

　　可是，詹姆斯补充道，就是中文太难学了。有一次，一位老人问我：小伙子，令尊高寿阿？我都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什么是令尊，什么是高寿？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一位朋友告诉他：令尊是别人对你父亲的尊称，高寿是问你父亲的年龄，这是客气的说法。

　　噢，我明白了。下一次见了他，我就告诉他令尊的年龄。

　　哈哈，那不行，你不能称自己的父亲是令尊。朋友更正道。

　　我不能？那我说什么呢？知道了，要像电视上说的那样，叫做先父。

　　这一下，朋友更乐了，忙有人说：那就更不行了，先父是对自己过世的父亲的称呼。你叫自己的父亲先父，那不是咒他吗？你可真是个大老外。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文可真是难学！我还要努力阿！詹姆斯摆出一幅很无奈的样子，十分可爱。

　　自那之后，詹姆斯学习中文还真是加劲了，朋友们每天都看到他抱着一本辞典念念有词，还时不时地硬拉着别人和他练口语，那认真劲别提了。

　　没过多久，小刘结婚，免不了有要请客。

　　这一次，詹姆斯心想一定要让中国朋友们大跌眼镜，看到自己的进步。

　　一上桌，新郎新娘还没说话，他就急忙的站起来，举着杯子道：蒙仁兄邀请，躬逢盛宴，不胜感谢。祝贤伉俪白头偕老，私定终生

　　还没说完，大家就忍不住笑出来了，这小子不仅拽文，还把私定终生抬出来了，你说好不好笑。

　　小刘不想让詹姆斯难堪，就强忍着笑，忙说道：大家都不是外人，詹姆斯，你就不用客气了。

　　不是外人？不，我们是外人啊。只有她，他指指新娘子，才是你的内人啊！你真没文化，还不如大老外。

　　哈哈哈听他说完，满桌子的人都跌到桌子底下去了。幽默故事会

【推荐】文化的故事大全（2）：

山西地区的道教文化

　　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它是唯一根植于本国、发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虽曾受过佛教的影响，但主流是中国的传统，并从一开始就以儒学辅助者的面目出现，大量吸收汉代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经学，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早期道教分为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两大派别，都是在汉末农民起义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早期道教主要是在下层民众中流行，并与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政治愿望相结合，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是由张陵、张衡父子组织发展起来的，尊奉神化后的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自称受命于太上老君而传经布道，最初主要活动于川西北和陕南一带。

　　太平道由奉事黄老道的张角所创立，以《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奉祀“中黄太一”为至尊天神，张角自称“黄天”，有道徒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汉灵帝中子元年（184），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号召，以头戴黄巾为标志，发动了推翻汉王朝的黄巾起义，“八州之人莫不毕应”，“一时俱起”，“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见《后汉书·皇甫嵩传》）；五斗米道也与黄巾起义东西呼应，张陵之孙张鲁还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了近30年。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太平道传授不明，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天师道的张鲁后来投降曹操，并被曹操用调虎离山之计将其势力迁往北方，从此便在北方广泛传播开来，同时其内部也开始分化，逐步结束了道教的早期活动阶段。

　　南北朝时期，由天师道组合成的道教发展到了上层社会，被改造成为主要为皇权服务的官方宗教，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北天师道和南天师道两大派别。北天师道首领为寇谦之，南天师道首领为陆修静，两派都对早期道教进行了全面改造，修订了教规教仪，使已经上层化了的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健全和充实，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力的御用工具，以后便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道教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北魏王朝统治下的山西是北天师道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对于道教在北方的传播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山西的道教文化也在这时进入了第一个历史高峰期。

　　北天师道的创始人寇谦之，出身于当时北方的大姓豪族。据记载，寇谦之有着异常神奇的生平经历。他“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因他诚心向仙，便与自称“仙人”的成公兴相遇，即跟随成公兴到华山、嵩山修行，前后共七年，成为“精诚远通”的道土；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因他“守志嵩岳，专精不懈”，又遇到称为“太上老君”的“天神”，赐与他仙经《云中音诵新科之诚》20卷；明元帝泰常八年（423），自称“老君之玄孙”的李谱文来到嵩山，赐与他仙经《录图真经》60卷；太武帝即位的始光元年（424），他便带着他的仙经献给太武帝，太武帝重臣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对他无比崇敬，于是，崔浩上疏太武帝，盛赞寇谦之道术“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在崔浩的影响下，太武帝“欣然”接受了寇谦之的道术，“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并在京郊设立道坛，作为北方天师道的活动中心（见《魏书·释老志》）。从此，寇谦之深受太武帝重用，被尊为国师，参咨军国大事，并在太武帝的大力扶植和崔浩的积极协助下，开始了改造早期道教、建立健全北天师道的活动，北方的道教文化也由此进入了繁荣兴盛的发展阶段。

　　寇谦之为创立新型的天师道而采取了以下重大步骤。其一，通过制造宗教神话，尊奉太上老君，以确立自己作为新天师道首领和“帝王师”的合法地位。如他说他在跟随仙人成公兴修行期间，成公兴曾对他讲：“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魏书·释老志》）意思是自己精诚通仙，之所以未能飞升，是由于仙人留他在人间去做“帝王师”；又如。他说太上老君也曾对他讲：“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诚（职）修善之人，无所师授。”于是授予他“天师之位”，赐予他仙经《云中诵音新科之诫》20卷，要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见《魏书·释老志》）。意思是太上老君鉴于道教创始人张陵死后，天师之位空缺，才命他继承天师，整顿道教。这样，寇谦之即通过制造宗教神话，假托天神名义，使自己作为新天师道首领和“帝王师”的地位合法化了。但是，天师道自张陵开创以来，皆是张姓，代代世袭相传，寇谦之为异性之人，又怎样说明自己继承天师地位的合法性呢？为此，他除了假托太上老君名义取得“天师神授”的合法权外，又提出“天道无亲，惟贤是授”的新理论，以革除教权世袭的传统惯例。说：“有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使道益荒浊。诫日：“道尊德贵，惟贤是授，若子胤不肖，岂有继承先业有祭酒之官？”（《老君音诵城经》）这样，寇谦之也就以异姓之人取得了天师道的合法领导权。从此，天师道的张姓世系便隐没不显了，直至隋唐，天师道皆无确定的传道世系；北宋真宗以后，才又恢复了天师道张姓世袭的地位（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1页）。

　　其二，在取得合法的天师地位基础上，修订教规教仪，确立新的道教宗旨，把天师道改造成为兼融儒家思想、吸收佛教教仪的新宗教，成为主要为皇权服务的御用宗教。他借太上老君之口宣称：“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专以礼度为首”（《魏书·释老志》）。就是全面革除早期天师道的教规教仪，以遵守纲常名教视为第一信条，使道教与儒学融为一体。他还宣称，在新天师道崇奉的天上“三十六宫主”中，佛被排在第32位，也是道教的真神，因此，道教与佛教也是相通的，并且，他所主持的道教活动在诵经、持戒、礼拜、祈祷等方面都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教仪。同时，他又借老君玄孙李谱文之口宣称：他继承天师之位的任务是“辅佐北方太平真君”（《魏书·释老志》），并声称太上老君授予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之号，要太武帝“以真君御世”，“以成太平真君”。太武帝欣然“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魏书·释老志》）。从此，太武帝身为国君又披上道教领袖的外衣，寇谦之是道教教主，又充当太武帝国师，北魏朝廷变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新天师道变成了北魏政权的御用宗教。

　　由上可见，“寇谦之的新道教实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其形式虽为道教的形式，但其内容多为儒家的礼法、佛教的戒律，并且吸收了某些当时流行的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玄学思想”（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这也就与早期道教有了很大不同，更加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了。

　　魏晋南北朝以后，从隋唐到北宋，道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之间的思想大辩论，道教的教理进一步深化了，从而吸收儒学和佛学来充实自己的教义，进一步显示出儒、释、道三教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同时，道教内部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亦互相交融，从而使它的教理向纵深和细密的方向发展。

　　到南宋和金、元时期，道教又进入鼎盛。当时，由于南宋与金、元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尖锐，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迭起，南北各地均先后出现了众多不同的道教流派，可谓教派林立。到金、元之际，全国又形成遥相呼应的南北两大教派，即北方的全真教和南方的正一教。全真教由王重阳创立，正一教由张天师第38代子孙张与材掌教，两大教派都提倡儒、释、道三教同源一致，大量融合儒、佛思想，尤其是以援引和融摄理学思想为特色。

　　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在元初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其弟子丘处机深为元太祖重用，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风靡一时，其教理更加突出“三教圆融”。王重阳“以道德性命之学创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元·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他把理学家的“道德性命之学”作为全真教的宗旨，并宣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重阳全真集》卷一、卷十）。同时，全真教也更加世俗化了。它把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纯阳子”吕洞宾奉为“祖师”、“天尊”，俗称“吕祖”。吕洞宾为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县永乐镇）人，出生于山西，也因此，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南地区成了全真教文化宝库之一，留下了大量的全真教文物遗产。

　　当时，在山西创造全真教文化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丘处机的弟子宋德方。宋德方道号披云真人，是元太祖十五年（1220）随丘处机西游大雪山晋见成吉思汗的十八侍行弟子之一。西游归来后，随丘处机驻燕京（今北京市）之长春宫，为教门提点。元太宗九年（1237），遵其师丘处机的遗志与嘱托，来到平阳（今临汾市）玄都观，主持刊刻《玄都道藏》，他往返奔波于山西管州（今静乐县）、上党、太原、晋南等地，搜集遗经，设局雕刻，历时近10年，刻成7800余卷，版藏于玄都观，称“玄都宝藏”。这是宋德方一生中最重要的业绩，是他对中国道教文化的杰出贡献，也是山西道教文化发展的光辉一页。《玄都道藏》大功告成后，宋德方被赐号“玄都至道真人”，死后被追为“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可见他是长期活动于山西地区的一代有影响的道教宗师。

　　同时，吕洞宾家乡、芮城县永乐镇修建的规模宏大

【推荐】文化的故事大全（3）：

没文化（幽默笑话三则）

　　一、没文化
　　
　　一老太太看完黑人百米赛后，抹着眼泪说：吓死人！几个挖煤的跪成一排被枪毙，没瞄准就开了枪，娃儿们吓得那个跑呀，绳子都拦不住哇！！！
　　
　　二、医生怎么说
　　
　　英语老师病了，我们代表全班去看望她。
　　
　　小明问：老师您好些了么，医生怎么说？
　　
　　老师有气无力的回答：doctor。
　　
　　三、诚实
　　
　　老婆对着镜子哭诉：我越来越肥！越来越老！越来越丑了！随后，老婆对老公撒娇：老公，你夸夸我，哄哄我呀！老公想了想，说道；嗯，老婆，你的视力还是很好的！
　　
　　

【推荐】文化的故事大全（4）：

山西地区的佛教文化

　　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宗教文化园地里；山西地区格外光辉夺目。佛教是西汉末、东汉初逐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道教是东汉末年在中国本土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宗教。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不是起源于山西地区的宗教，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异常繁荣兴盛，是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和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山西地区的佛教文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

　　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出现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15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24岁便开讲佛经（见《高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慧远传》），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高僧传·昙鸾传》）。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

【推荐】文化的故事大全（5）：

没文化的老板

　　一位书法家到外地采风，接待的朋友知道他喜欢古字画，就带他到了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画廊。
　　老板见来了客，连忙迎了上来，书法家只看不语。
　　老板说：我这店是百年老店，绝对没有什么赝品，如果您发现一件假东西，我把这个店都给您！
　　书法家说：那好那好，你先拿件好些的书法作品给我看看吧。
　　明末清初的行吗？我这儿有件极品，一般人我是不给他看的。老板生怕别人听见似的，小声地说。
　　好，那我就开开眼。书法家说。
　　老板从多宝格上方拿出一个木盒子，他小心地打开盒子，拿出一个纸卷，轻轻将作品一展，问：您看这作品怎么样？
　　不看了，不看了。老板还没有将作品完全打开，书法家就轻轻按住他的手说。
　　怎么了，为什么不看啊，您是不是瞧不起我啊？我这百分百都是真品啊！老板有些激动。
　　说完老板又小心地将作品打开，书法家一眼扫过，轻声地问老板：你懂文学吗？以后得加强点文学方面的修养。说完，书法家就出了店门。
　　接待的朋友非常惋惜地说：您还没好好看，怎么就走了？
　　书法家气呼呼地说：他不懂文学！
　　接待的朋友一头雾水，奇怪地问：人家是卖字画的，和懂不懂文学有什么关系？
　　书法家无奈地说：你知道那幅作品写的是什么内容吗？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他居然还说是清末明初的，这家伙，也太没文化了！

【推荐】文化的故事大全（6）：

牡丹文化

　　牡丹使者
　　牡丹文化是中国古老文化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国牡丹也伴随中国文化早在公元8世纪传入日*-本。到了18世纪传入英国，种在邱园，以后又从上海引去30多个品种。以后，法国传教士把野生在我国云南的黄牡丹、紫牡丹先后引去法国。到了1936年，英国又引去了我国西藏野生的大花黄牡丹。美国也于19世纪从我国甘肃南部卓尼得到了紫斑牡丹。就这样，英法、美和日*-本利用中国原产的这些野生种与栽培种进行种间反复杂交，先后培育出了各自国家的牡丹品种系列。现今美国已有400多种，法国与日*-本也皆在200种以上。这些品种或杂交系列，考其根源均来自中国。有人常说在近代月季花的生命中，流着中国月季的一半血液、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当今世界上所有牡丹的机体中，全部流淌着中国牡丹的血液。
　　牡丹的谱类纪实
　　牡丹为中国传统名花，历代文人为之作谱、立传记事的专著和传记不下二三十种。以牡丹为题材的神话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其中有深远影响的有北宋时代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南宋时陆游的《天彭牡丹谱》；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薛凤翔的《毫州牡丹史》以及《牡丹八书》；到了清代，还有陈子的《花镜》、汪灏撰的《广群芳谱》，以及吴其著《植物名实图考》等等，这些论著都是中国牡丹花史中最辉煌的文化财富，它积累了育种、栽培以及应用方面的丰富经验；同时也记载了中国牡丹的起源、发展以及人力可以夺天功的信念和事实。其中有关培育新品种方面的事例，还被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写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所引用。
　　牡丹的诗词书画
　　自然界里感人的事物很多，其中花是主要的一种，何况牡丹又是国色天香，秀韵多姿,所以历代诗人、画家、艺术家都钟情于牡丹，以牡丹为题材的诗词书画广为流传。以牡丹命名产品、商标以及各种生活用具上的牡丹装饰图案更是不胜枚举。历来吟牡丹、画牡丹、唱牡丹的作品最多。在杨茂兰主编的《历代咏牡丹诗词四百首》中，唐五代就有125首，宋代167首，金元27首，明代37首，清代67首，共计419首，作者共203人。其内容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牡丹对当时社会引起的风情和爱好。 以牡丹为题材的画家，远在南北朝时代（550-577）就有杨子华画牡丹的记载，到了唐代，画牡丹的画家就多了。据董首《广川画跋》记载：唐代画家边鸾所画牡丹，妙得生意，不失润泽。五代南唐时（923-936年）徐熙画的《牡丹图》用笔清秀，意趣生动，堪称一绝。到了明代，徐渭用泼墨法画牡丹，泼辣豪放，是一创举。清代恽寿平画牡丹，润秀清雅，自成一体。到了近代，著名画家王雪涛曾画了大量的牡丹画，幅幅神态各异，生机勃勃。绘画大师齐白石画的牡丹画，用笔简练，常中是聊聊数笔，却生机盎然。大画家关山月说：中国一因作画之前要求全面掌握对象的内在规律，如画牡丹，要把牡丹与芍药不同的地方找出来，分辨出它特有的特征来。要对它的生长规律、组织结构等自然属性有充分的了解。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要懂画理. 以牡丹为图案装饰的瓷器古今皆有。如宋代烧制的牡丹梅花瓶,明代的牡丹双鹤盘,以及清代的雄鸡牡丹瓶和近代瓷都景德镇生产的牡丹孔雀凤凰盘、青花牡丹孔雀盘、青花牡丹凤凰盘、青龙牡丹唐草盘、剔红牡丹孔雀盘,以及烧制成的各种生活用品，也是珍贵的艺术品。置于室内案头几上，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欣赏它的丰姿秀色，国色天香，图个吉祥如意。
　　牡丹的民俗爱好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的风谷习惯虽有不同，但对牡丹的爱好却是一致的，种牡丹、欣赏牡丹、唱牡丹、牡丹花会已成为各自的风俗民情。如湖北、贵州的土家族，云南的白族，以及甘肃、青海、宁夏少数民族家中庭院内，都种不同数量的牡丹花，少者三五株，多者上百株，用来象征吉祥富贵。其他如甘肃陇西的浪山观牡丹，云南大理的赶山观牡丹，安徽巢湖的朝拜神牡丹，甘肃临夏回族的花儿唱牡丹，以及洛阳、菏泽、北京、杭州、四川彭县、安徽铀陵各地举办的牡丹花会和灯会，皆具有丰富的民间特色。 花儿是流行于青海、宁夏一带的民歌，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民歌词曲中，牡丹是美的化身、爱的象征。人们把聚集歌唱花儿会季节叫做牡丹月或浪牡丹会.花儿曲牌中有《白牡丹令》、《绿牡丹令》、《十朵牡丹九朵开》等等，许多歌词皆以花喻人，语言真挚，生动感人。如四月里，四月八，牡丹开花刺底下，想要不摘爱惜她，想要折去刺儿扎。我早起害怕霜sha下，我晚上害怕羊糟踏，买个蒲篮扣一下，看她开花不开花.其他如河南民歌《编花篮》，当代电影《红牡丹》插曲《牡丹之歌》，都是热情歌颂牡丹的。 我国各地也非常重视运用牡丹图案和绘画来装饰建筑物、寺院、名胜古迹和居室住处。如云南大理的木雕福jian惠安的石雕,甘肃临夏的砖雕,以及江西景德镇的瓷雕,无不飘溢着牡丹的芳香，既有实用性，又有欣赏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牡丹与歌曲
　　在我国众多的古老民歌和现代歌曲中，以牡丹为素材的不乏其作。这些牡丹歌曲（民歌）委婉、清新、优美，听其歌使人焕发出对生活的热爱，得到美的精神享受。 在我国最古老的《诗经》中就有以牡丹、芍药为爱情信物的歌词：赠之于芍药。这芍药不单指芍药，亦指牡丹。因为牡丹初无名，最初统称芍药. 唐代歌唱牡丹的诗词很多，其中以李白为杨贵妃填写的新词《清平调》三首为最佳。其唱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这种将音乐与诗结合而成为歌唱的形式，已达到了较为完美的地步。 在中外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宋词，是在晚唐、五代曲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文人、官僚无不以填唱词曲为风雅、高尚之举，而以牡丹题材填词在社会上更是风靡一时，被人广为流传。 在近代和现代的许多民歌中，以青海、甘肃一带的花儿和河南民歌《编花蓝》最为流行。河南民歌《编花蓝》通过优美的曲调将一群上山采牡丹姑娘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听其歌，似到了风光迷人的田园山乡。歌中唱道：编、编、编花蓝，编个花蓝上南山，南山开遍了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 在甘肃省临夏一带洽谈会的传统民歌花儿也极有特色。花儿是一种流传民间的口头演唱形式，它将当地的风土人情揉和在一起，表现人们对故乡的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听还是唱，表演者、观众均如痴如狂。其中有首歌唱道：四月里，四月八，牡丹开者刺底下，想要不摘爱惜她，想要折去刺儿扎。我早起害怕霜sha下，我晚上害怕羊糟蹋，买个蒲篮扣一下，看她开花不开花 现代歌曲赞美牡丹的也不少，其中流传最广的当推电影《红牡丹》插曲《牡丹之歌》。歌曲赞颂了牡丹的品格，叙述了牡丹的经历，经人以蓬勃向上的激情。